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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與國家版圖意識

    2018-02-01 15:04:36 來源: 中國測繪
    聊聊

    地名是地圖的重要要素。

    地名的稱謂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實記錄。

    作為歷史產物的地名,根據“名從主人”的國際慣例,往往是確認領土主權歸屬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地圖產品上規范地標注地名,是國家版圖意識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地名是確認領土主權歸屬的重要標志

    眾所周知,地名的命名總是有它的由來和含義的,也總是與當地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民族風俗等密切相關的。因此,地名的稱謂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實記錄。作為歷史產物的地名,根據“名從主人”的國際慣例,往往是確認領土主權歸屬的一個重要標志。無怪當今世界上凡兩國存在領土爭議的地方,不同國家會有各自不同的叫法:如南美洲東南有一群島為阿根廷與英國爭議地,阿根廷名稱為“馬爾維納斯群島”,其東西兩大島嶼及其首府分別稱為“索萊達島”、“大馬爾維納島”和“阿根廷港”;而英語名稱為“福克蘭群島”,其東西兩大島嶼及其首府分別稱為“東福克蘭島”、“西福克蘭島”和“斯坦利港”。而韓日兩國在日本海有一歸屬爭議的島嶼,韓國方面稱“獨島”,而日本方面則稱“竹島”。由于地名名稱及其拼寫起了爭議雙方領土主權歸屬的佐證作用,為此,在全球領土爭議地區的地名,雙方普遍存在著不同的名稱或各自不同的書寫形式。

    在我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56個民族幾千年來就世世代代勞動、生息和繁衍在這一版圖上。居住在這一地區的我國56個民族的先民們在從事嚴峻生產活動的同時,為了相互交往和生產斗爭的需要,對其居民聚落及其周圍的自然地理實體———山脈、河川、港灣予以一一命名。從我國豐富的地圖和文獻資料中,記載了各兄弟民族語言命名的地名,它反映了各兄弟民族活動的分布范圍,從而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家領土的隸屬關系。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縣南部、喀拉昆侖山和昆侖山之間的阿克賽欽地區這一名稱源于維吾爾語,意為“白石灘”。中印邊境東段傳統習慣線以北地區其地名都以藏語和門巴語命名,把“河流”稱為“曲”,如“娘江曲”;把“山口”稱為“拉”,如“色拉”;把“地方”稱為“隅”,如“門隅”、“洛隅”;把相當于縣一級行政區劃稱為“宗”,如“中隔宗”、“德讓宗”等等。上述維吾爾語、藏語和門巴語地名分布的地區,反映了它是維吾爾語、藏語和門巴語族活動的分布范圍,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領土范圍歷來是屬于中國管轄的版圖。

    釣魚島列島是中國最早發現的,并且從明朝開始就已列入了中國的版圖之內。有關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等島嶼名稱記載于1532年《使琉球錄》一書中。

    反之,釣魚島列島,日本稱之為尖閣列島,大概是在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由沖繩縣師范學校的教師黑巖恒命名的。尖閣列島比釣魚島名稱出現整整晚500年。而日本提出的尖閣列島名稱實際上也是個舶來貨,據考是從英文名Pinnacle Islands譯為日文“尖閣列島”的。1845年英國“薩馬蘭”號軍艦進入該海域看到釣魚島東側礁石形狀酷似基督教堂頂部小尖頂,故命名為Pinnacle Islands。50多年后,黑巖恒才根據英語名稱譯為尖閣列島。而釣魚島,日本人根據日語動詞置后的構詞習慣改為魚釣島,島名意思和中文完全一樣。為此,按照傳統國際法的規定,由于中國最早發現,并予以命名且實行連續有效的管轄,釣魚島列島無可爭議地應歸屬中國。

    正由于地名歷來被認為是確認領土主權歸屬的重要標志,為此,當一國侵占鄰國或他國領土時,一般情況下都會用該國語言的地名去取代被占領國原來的地名,以掩飾占領者的侵略行徑。歷史上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140萬平方公里原屬于中國的版圖,我國各族人民在這一廣袤土地上用滿語、漢語、赫哲語和烏德海語命名大量居民點、河流、山脈以及海灣。在這些地名中,較著名的有海蘭泡、伯力、海參崴等。我國人民命名的小居民點、小河流名則在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以東地區更是俯拾皆是,舉不勝舉。

    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傳統地名是生活在這一地區我國各族人民長期在這里進行生產活動和對當地大自然認識的結果。只是由于19世紀中葉沙俄的入侵才使這一地區地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黑龍江流域沒有一個以俄語命名的地名。然而由于1858年、1860年沙皇俄國通過《璦琿條約》《北京條約》這兩個不平等條約強行割去了這140萬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劃入俄國版圖。俄國在此到處設置軍事哨所,并以俄語名稱篡改傳統的中國地名。沙皇俄國為了吹捧殖民擴張活動所取得的功績,往往采取以沙俄殖民活動探險家、先驅者、軍官以及其主子沙皇的姓氏來篡改中國已有的傳統地理名稱;或者以俄語命地名為殖民擴張活動歌功頌德。如將海蘭泡更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把伯力更名為哈巴羅夫斯克;把海參崴更名為符拉迪沃托克;為紀念彼得大帝,將塔陽鄂薩哈灣更名為彼得大帝灣;為紀念沙皇尼古拉一世將廟街更名為尼古拉耶夫斯克。這一版圖上許多地名的改變是沙皇俄國侵占中國土地的鐵證。

    回顧20世紀70年代,中蘇兩國在烏蘇里江邊境由于蘇方的挑釁曾一度發生了舉世矚目的珍寶島事件。其后前蘇聯企圖以更改濱海邊疆區的漢語、滿語地名來掩蓋沙皇俄國占領中國領土的歷史真實。為此,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于1972年12月26日頒布法令以俄語名稱更改了7個殘存的以滿語、漢語命名的城鎮和河名:居民點野豬河(Tetyukhe)更名為達利涅戈爾斯克(dalnegorsk),俄語意為“遙遠的山城”;野豬河碼頭(Tetyukhe Pristan)更名為魯德納亞碼頭(Rudnaya Pristan),河名野豬河(Tetyukhe)更名為魯德納亞河(Rudnaya);刀兵河(Dao-BIN-Khe)更名為阿爾謝尼耶夫卡河(Arsenyeka);西南岔(Sinantsa)更名為切列姆沙內(Cheremshany);在滿語中意為“山羊”的伊曼(Iman),更名為達利涅列欽斯克(Dalnerechensk),俄語意為“遙遠的河城”;滿語意為“邊界”的蘇城(Suchan),更名為游擊隊員城(Parizansk)。

    南沙群島歷來是我國的神圣領土。我國人民早在公元前2世紀時,已發現了南沙群島,即在西漢時期已有在漲海(即今南海)航路進行貿易的商路,已知有珊瑚礁和珊瑚洲。公元2世紀初,政府已巡視這一帶水域(見《太平御覽》卷六十引謝承《后漢書》),公元3世紀已記載珊瑚洲在南海中,由珊瑚礁所成。長期以來勤勞的中國人民和歷代政府對南沙群島進行了開發和管轄。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南海周邊國家對南沙群島是我國領土的事實并不存在異議。但隨著人們漸對海洋資源的重視,以及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蘊藏著豐富油、汽、礦藏、水產等資源的發現,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文萊等國對我南海部分海域、南沙群島的全部或部分島礁提出主權要求。1970年菲律賓首先侵占我南沙群島中的馬歡等6島1洲1礁,1979年2月菲律賓總統發布第1356號總統令,宣布這些島嶼屬菲律賓所有,并將其稱之為“卡拉延群島”,并設立“卡拉延市”。1978年,越南正式聲明對我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擁有主權,稱我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是越南的黃沙群島、長沙群島。1979年9月又發表了題為“越南對黃沙和長沙兩群島主權”的白皮書。1973年越南又派兵侵占南威島等27個島礁,成為侵占我南沙群島最多的國家。1977-1986年馬來西亞也出兵搶占了彈丸島等10多個島礁。目前除我控制的6個島礁和我國臺灣控制的太平島外,其余44個島、礁分別被越、菲、馬來西亞占據,其中越南更是提出對南沙群島擁有全部主權的國家。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不僅將南沙群島的有關島礁非法地劃入其版圖,而且公然無視中國政府頒布的標準島礁名稱,用入侵者國家語言名稱來篡改中國名稱。作者從20世紀90年代越南出版的地圖上看到南沙群島所有島礁名稱全部用越南語重新命名,以篡改中國政府1983年公布的標準名稱。如南威島改為“長沙島”、費信島改為“平原島”、馬歡島改為“永遠島”、中業島改為“鐵峙島”、景宏島改為“生存島”、北子島改為“東雙子島”、南子島改為“西雙子島”等等。一個國家在其出版的地圖上竟敢公然更改另一個國家某一地區全部島礁名稱,這在國際上也是空前的。

    二、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的規范


    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世界地名標準化會議要求國際地名標準化應以各國地名標準化為基礎。各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標準化應當尊重各主權國家的意見,各國主權范圍內地名的羅馬字母標準拼寫形式應當作為國際通用的標準形式。為此,各國地名的拼寫應以本國官方文字名稱為準,凡以羅馬字母為通用文字的國家,其地名應以官方規定的拼寫形式為準,不使用羅馬字母文字的國家,其地名則應采用官方規定的或國際通用的羅馬字母轉寫法轉寫,以此達到世界地名的單一羅馬化。因此,凡以羅馬字母為通用文字的國家,其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包括附加符號和必須反映的重音符號以及地名中的通名部分均可為另一以羅馬字母為通用文字的國家照搬移用,無須再用相應文字語言譯名。

    今天,在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除相當多的國家采用羅馬字母作為本國文字拼寫形式外,還有部分亞洲、北非國家和少數歐洲國家采用非羅馬字母作為本國文字拼寫形式。這些國家如何實施該國地名羅馬拼寫法是當前國際地區標準化一項重要的課題。為了解決這一重要課題,聯合國地名標準化組織設置了非羅馬字母國家地名單一羅馬化工作組,其主要任務是從國際標準化角度分析、比較各種語言的羅馬字母轉寫法,進而幫助這類國家擬訂出羅馬字母轉寫方案。當然,國際地名羅馬標準化的基礎在于各國地名標準化。為此,首先要求各國地名權力機構制訂出本國非羅馬字母轉寫為羅馬字母的官方方案并遞交單一羅馬化工作組予以評估,然后提交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批準,才可在國際上生效。

    1977年在希臘首都雅典召開的第三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提交了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的國際標準的方案,大會表決以43票贊成,4票棄權,1票反對予以通過。為此,第三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作出決議,全文如下:

    會議,

    認識到《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法定的羅馬字母拼音方案,中國已經制定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法》。

    注意到《漢語拼音方案》在語言學上是完善的,用于中國地名的羅馬字母拼法是合適的;中國已出版了漢語拼音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漢語拼音拼寫中國地名手冊(漢、英對照)》等資料,《漢語拼音方案》已得到廣泛的應用。
    考慮到國際上通過一個適當的過渡時期,普遍采用漢語拼音拼寫中國地名完全可能。建議采用漢語拼音作為中國地名羅馬拼寫法的國際標準。

    1978年9月,國務院批轉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家測繪總局、外交部、中國地名委員會“關于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的報告”,并指示“改用漢語拼音字母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消除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方面長期存在混亂現象的重要措施,望各部門認真做好這項工作”。1979年元月一日國務院宣布自即日起我國在對外文件、書報中,中國地名的羅馬了母拼寫一律采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作為國際標準。

    在這以前,中國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一直是混亂的。據周有光先生《漢字改革概論》介紹,自1605年到1958年中外擬訂的各種拼寫漢語的方案共有35種,其中有17種是外國人制訂的。英文中常用的主要是“威妥瑪—翟理斯式”和舊郵電式。在其他使用羅馬字母的語種中,對中國地名也各有各的拼法,都不統一。以上海為例,英語拼作Shanghai、法語拼作Changhai、德語拼作Schanghai。1958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批準公布了《漢語拼音方案》,《方案》的公布為我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規范化提供了有利條件。同年周恩來總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所作的《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漢語拼音方案》“可以用來音譯外國的人名、地名和科學技術術語,可以在對外文件中音譯中國的人名、地名,可以用來編索引等等”。從1958年開始,我國的郵電局名、鐵路站名、部分城市街道名開始使用漢語拼音。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的國際標準,改變了一百多年來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長期采用“威妥瑪—翟理斯”舊拼法的不合理局面。爾后,中國地名委員會制定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規則》,該文件對漢語地名的分寫、連寫、數詞的書寫、大小寫、隔音、兒化音等正字法原則作了詳細的規定。繼后,又制定了三種少數民族語言即蒙語、維吾爾語、藏語的羅馬字母轉寫法,使漢語拼音方案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拼寫上的應用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第14次聯合國地名專家組主席、加拿大地名委員會主席多里昂先生曾高度評價中國漢語拼音方案在地名拼寫中的應用,認為它是自第一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以來在單一羅馬化工作中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縱覽天下,我們的鄰國日本至今仍并存“訓令式”法定轉寫方案和通用的“赫本修正式”;俄羅斯聯邦在國際上也仍然存在“1983年國際標準化方案”和“美英轉寫系統”。兩套轉寫方案相持不下使這些國家地名單一羅馬化過程中遇到不少阻力。相比之下,盡管中國地名漢語拼音方案起步晚,但步伐大,影響深遠。在當今信息化社會中,地名作為地球的特殊信息載體,在國際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交流以及人類社會生活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漢語拼音拼寫中國地名作為國內國際的統一標準,涉及到我國政府和聯合國對外文件的法律效力,也直接關系到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外交工作。1979年6月15日起,聯合國秘書處采用“漢語拼音”的通知中要求:“從1979年6月15日起,聯合國秘書處采用‘漢語拼音’的新拼法作為在各種拉丁字母中轉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名和地名的標準。從這一天起,秘書處起草、翻譯或發出的各種文件都用‘漢語拼音’書寫中國名稱。”該通知還具體規定:“秘書處收來轉發的文件如果用的是中國名稱的舊寫法,要改為漢語拼音……”、“條約、協定和其他法律文件中如果遇到中國名稱的舊寫法,要加一個腳注……”。1985年,漢語拼音拼寫中國人地名為國際標準化組織采用。至20世紀90年代,用漢語拼音拼寫人名地名已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認可。據有關消息透露,1999年國民黨當政時,臺灣“行政院”曾召集有關部門開會,且達成共識,臺灣決定采用“漢語拼音”作為中文譯音系統。遺憾的是,不久之后陳水扁上臺,出自他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政治目的之需要,使“漢語拼音”在臺灣人名地名拼寫中的應用擱淺,致使臺灣仍然流行拼寫上零亂不堪的“通用拼音”。

    三、提高本國版圖地名拼寫的主權意識,消除殖民主義色彩的外來地名
     

    二次世界大戰后,非洲各國紛紛取得獨立,其版圖獲得了新生。在擺脫了殖民主義枷鎖,非洲人民當家作主的版圖上,非洲各國都著手編纂標準規范的本國地名手冊,并致力消除本國地名中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名稱。自15世紀末以來,非洲絕大多數國家遭受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致使當地民族造成只有語言而無文字的局面,各民族語言的地名只能按照宗主國語言文字進行轉譯。如北非的索馬里,過去是英國和意大利的殖民地,沒有本國語言的書寫文字,其地名書寫采用英文和意大利文。獨立后,成立了語言委員會,以羅馬字母為基礎創造了本國文字。1972年,政府宣布了使用羅馬字母為索馬里語文書寫體的重要決定,結束了索馬里人民長期以來沒有自己文字的歷史,并以索馬里新文字拼寫本國地名,更改和修正了本國地名中大量英語、意大利語的不正確書寫名稱。博茨瓦納1966年獨立后,在使用茨瓦納語對本國地名實施羅馬化的規范方面卓有成效,該國地名委員會于80年代出版了新舊地名對照的地名錄,修定了大批原宗主國語言錯拼錯譯的名稱,如國名貝專納蘭、首都加貝羅內斯分別更改為博茨瓦納和哈博羅內即為一例。自60年代以來,非洲大多數國家在取得自己國家的獨立后,都相繼著手清理了一批殖民主義的地名;同時以本民族語拼寫修定了許多用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和葡萄牙語錯拼錯譯的名稱。不少非洲國家已制訂了自己的羅馬文字,有的正在醞釀擬制本民族語言的文字。隨著這些民族語言的羅馬拼寫文字的誕生,這些國家地名的羅馬拼寫規范化工作也應運而生。如東非坦桑尼亞、肯尼亞和烏干達用官方的斯瓦希里語正字法編制了自己國家的地名錄;剛果民主共和國也用本民族語出版了本國詳細的地名錄;西非的馬里和布基納法索用班巴拉語和莫西語訂正了以前法國人錯譯錯拼的地名;津巴布韋、安哥拉、也已著手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重新訂正錯譯錯拼的地名,以促進本國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的規范化。20世紀70年代我在地圖出版社參加編制和翻譯非洲分國地名工作中,深深地體會到獨立后的非洲國家都十分重視自己國家版圖內地名拼寫的主權意識,在“名從主人”的原則指導下,實施本國地名的標準化規范化。

    當年葡萄牙、英國、法國、比利時等歐洲殖民主義相繼入侵非洲。殖民者每侵占一座城池并建立據點時,常以派遣他來的國王、王后、大臣或以自己的姓氏為之命名,以示紀念。因此,非洲地圖上大好河山和重要城市充斥著西方殖民主義色彩的外來地名。非洲各國取得獨立以后,理所當然要以本民族語地名取代殖民主義名稱。如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由利奧波德維爾改為金沙薩<津巴布韋首都由索爾茲伯里改為哈拉雷<赤道幾內亞首都由圣伊莎貝爾改為馬拉博<莫桑比克首都由洛倫索=馬貴斯改為馬普托<乍得首都由拉密堡改為恩賈梅納<岡比亞首都由巴瑟斯特改名為班珠爾。1966年扎伊爾(今剛果(金))曾對該國以法語命名的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十多個地名予以重新命名,或恢復原名或給予新的名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非洲各國更改殖民主義地名的這一舉措是非洲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曾引起世界各國、尤其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和媒體的極大關注。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西方列強為了實現瓜分中國的目的,派遣探險家、傳教士、測量專家在測繪我國地圖的同時,肆無忌憚地對中國版圖中的山嶺河川以外國的帝王將相、政壇軍界名人姓氏或外國的國名、地名予以命名或根據自然實體的某一特征用外國語言命名。他們的代表人物有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科孜洛夫、奧勃魯契夫,瑞典人斯文赫定,法國人邦瓦洛、迪特勒伊、英國人海沃德、迪西等,他們都在所謂“考察”和測繪中國地圖的同時,篡改中國西部山川湖泊名稱。

    解放后,我國有關部門開展了對外來地名的清理工作,如中尼邊界上的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早在1717年清代《皇輿全覽圖》上就已標出,但于1855年英國用前印度測量局長“埃佛勒斯”的姓氏命名此峰。1952年恢復藏語原名。另外喜馬拉雅山(又稱赫定山)恢復為中國傳統名稱岡底斯山。在此必須提到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葉,當時測繪科學研究所曾世英、杜祥明兩先生懷著對地名標準化極端負責的態度,以解放前編繪的我國百萬分之一地圖和1956年及1956年后我們出版和編繪的部分中小比例尺地圖為依據,查出我國西部西方強加于我們的外來地名54個。他們對外來地名清理工作的完成有力地捍衛了我國版圖的尊嚴。為了實現全國地名標準化,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和航海事業的發展,中國地名委員會曾組織廣東省測繪局及有關單位對我國南海諸島的地名進行了普查,并遵照《國務院關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精神,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報經國務院批準,1983年4月24日,中國地名委員會受權經新華社公布了南海諸島部分標準地名。這一舉措為捍衛祖國的南海疆域版圖作出了重要貢獻,從地名的角度展示了南海諸島歷來是我國神圣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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